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
与发展路径
——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作者：耿达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师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5期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人际交往、信息交流、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于促进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信仰和特色文化等有重要影响，并且还发挥着交往沟通、休闲娱乐、宣传教化、心灵慰藉和柔性治理等作用。因此，培育和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相关研究和报道指出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固有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面临“功能弱化”“公共性消解”“悬浮化”“虚无化”“同构化”“空心化”“格式化”等诸多问题（陈波、耿达，2014）。这些研究报道显示，从传统改造与现代转型的路径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并不完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什么会发展不畅？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具体的发展路径。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从文化治理视角和文化场景视角出发。前者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和治理模式给予了探讨，后者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给予了分析。然而这两种视角均存在不足之处：文化治理视角的研究聚焦政府行为策略的经验事实表述，忽视经验过程的生成机制分析；而文化场景视角的研究则强调场景维度的规范意义表达，存在技术处理难题，也缺乏对发展路径的阐述，两种视角都忽视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演进的具体过程。这为本文进一步探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实际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中国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文化参与的主体性建构理应得到重视。从文化参与的角度来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本质上是各个认识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主体性建构过程。鉴于此，本文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放在政策外部激励与乡土社会内部生发的视角下加以考察，重点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主体的文化参与状况及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视角
本文选择文化参与研究视角的原因主要基于三点：一是文化参与是驱动和塑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的源动力，通过文化参与能够培育乡村社会公共秩序，使社会各界在互动中建立共同体意识；二是文化参与可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式进行测量，不同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能够体现不同参与主体的文化表达；三是文化参与能够体现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关联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能够展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立体化多面向的情境。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生成机制的研究几乎阙如。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发展有别于城市，且中外乡村差别较大，缺乏可借鉴的理论成果。为深入了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这一社会现象，探寻相应规律，不作任何理论假设，在原始资料和经验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扎根理论方法便成为本文研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合理选择。二是定量研究无法深入解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过程，扎根理论却能够通过对繁琐、细致的社会现象进行历时性研究，发现动态过程、变化规律与互动关系，而停留在数据统计描述和相关性分析层面的定量研究难以对此进行阐释。
（三）案例选择及背景介绍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理论抽样原则选择云南和顺图书馆（1928～2018）为案例，具体原因如下：（1）典型性原则。和顺图书馆位于中国西南边疆小镇腾冲，创建于1928年，是和顺旅缅华侨为振兴家乡文化教育而捐资创办的乡村图书馆，至今已有90年历史，被誉为“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就和顺图书馆自身发展而言，它经历了由私立图书馆到公共图书馆的转型，功能也不断扩展延伸；就和顺图书馆与社会变迁而言，和顺图书馆的产生发展是与地方乃至国家甚至南亚东南亚区域性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把和顺图书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即走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部，通过和顺图书馆这一“窗口”来探视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的社会镜像，具有重要研究意义。（2）数据可获得性原则。首先，图书馆本身具有收集整理档案、处理地方信息的功能。和顺图书馆的档案保存较好，涉及和顺图书馆发展的方方面面，非常详尽。其次，和顺图书馆为更好地服务读者，于2011年8月开通了网站。这为本文研究及时掌握和顺图书馆的最新动态，获取相关讯息提供了便利。最后，笔者对和顺图书馆的馆员、读者以及乡镇干部、农村居民和游客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研究收集的数据资料相对完整，而且，来自多个渠道的数据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能够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四、数据分析
扎根理论讲求对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要求对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阶段编码，重视资料之间的比较与关联。本文研究通过对资料的归纳、提炼与比较，最大程度确保每一项理论建构都来源于资料本身。编码的核心并不是将数据资料量化以便于统计与计算分析，而是进行有效的分类与概括，以便提炼概念、展示意义、明确关联并建构理论。
经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阶段编码之后，本文研究确立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五个核心范畴：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和民众参与。
五、研究发现
通过对和顺图书馆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的逻辑机制推理，本文构建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三阶段理论模型。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逻辑次序来看，自发生成—政府主导—共建共享三阶段能较好地解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核心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随着发展阶段的深入推进，主导影响因素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一）自发生成阶段：乡土社会的调适
1928～1979年是和顺图书馆自发生成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点是乡土社会内部通过乡贤群体的动员和组织民间力量助推发展，形成了“共有、共办、共享、共治”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民间自办的形式导致和顺图书馆并没有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支持，资金匮乏是其发展的最大瓶颈。尽管和顺图书馆经费筹措困难重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但是依赖当地民众和华侨的努力，以及组织者近乎奉献的管理，其可支配经费仍时有补充。这一阶段和顺图书馆的文化参与主体较为多元，主要有乡贤群体、民间社团和以乡土为纽带的侨胞、社会名流及企业。各文化参与主体自觉自发，构成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自发生成的源动力。应该看到，在和顺图书馆自发生成阶段，由于时代动荡、政治局势混乱、社会经济凋敝，政府的力量相当薄弱，还无力顾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领域。政府力量的缺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自由成长，同时迫使乡土社会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我调适，调动一切资源、联合一切可以参与的力量进行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遂成为全体参与者的文化共同体，并通过各主体的文化参与培育了乡村公共文化精神，构建了乡土社会的公共秩序。但是，政府力量的缺席也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相当脆弱，极易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因此，政府力量如何介入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长效、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政府主导阶段：政府行为的嵌入
1980～2011年是和顺图书馆从乡村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转变到行政嵌入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过程。这一阶段和顺图书馆的文化参与主体较为单一，演变为政府力量主导的“唱独角戏”局面。政府行政力量强有力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和顺图书馆的基本管理运营，提供了较为稳定统一的资金来源，也提供了固定格式化的文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和顺图书馆的基本运行和农村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但同时，文化资源的体制性垄断导致了对民间力量的排斥。民间文化力量成长不足，政府长期唱独角戏的结果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分裂，大众文化的“去意义化”倾向日益明显，精英文化越来越失去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力，从而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悬浮”于乡土社会，乡村文化治理反而陷入内生权威缺乏和外生权威弱化的双重困境。因此，如何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激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生活力，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能够扎根乡土，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共建共享阶段：多元力量的整合
2012～2018年是和顺图书馆实施共建共享的阶段。这一阶段和顺图书馆的文化参与主体在政府的调动、吸纳、整合下不断汇入、充实、壮大，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力量参与格局基本形成。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融合聚力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进程中来。其中，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提供文化服务，为社会力量提供文化参与的平台和空间，同时对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考核，不断优化文化参与体系，提升现代文化治理能力；企业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成为提供个性化差异性文化供给的有效媒介；民间社团的能量也得到了很好的激发，成为乡村社会文化自给的蓄水池。在政府合理有效的调度下，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和共享的运行模式初步成型，政府引导建构—市场参与建构—民众中心建构的多维复合结构不断优化，包容开放多元一体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新生。和顺图书馆重新焕发为地方文化标识和社会精神共同体，源源不断汲取乡土社会文化资源和吸收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不断培育着社会公众。
六、总结
通过对和顺图书馆经验事实的发现和解释，本文论证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本文认为和顺图书馆经历了从乡村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到行政嵌入型公共文化空间到共建共享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变：在自发生成阶段，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依赖于乡土社会的内部资源网络及其调适能力，主要是以立足乡土服务乡邦为宗旨；在政府主导阶段，政府逐步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管控，并按照事业单位体制进行管理。这期间由于政府借助一体化行政命令体系，建立起了科层式公共文化生产分配机制，资源向上集中。这虽然从体制上保障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但同时也导致其“悬浮”于乡土社会，与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脱节；在共建共享阶段，政府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不断优化体系建设，增强文化治理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鼓励社会参与，重视各方力量的汇入与整合，建立各方联动的协同机制，提升了综合效益。
透过和顺图书馆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发展不仅依赖乡土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还依靠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要基于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民众参与等要素，只有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与外部嵌入的建构性秩序有机耦合才能促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健康长效发展。和顺图书馆的案例也为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提供了如下启示。（1）乡土社会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坚实基础。只有扎根乡土，满足乡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并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才能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历久弥新，成为文化育民乐民富民的平台。（2）政府引导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有力保障。由于乡村物质资源相对匮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可以调动各方面的优势资源来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只是政府在嵌入的过程中需要以乡民的诉求和利益为中心，并正确处理好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关系，整合各种力量共同汇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中来。（3）社会力量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推手。事业单位、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个体都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社会化主体，政府要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的委托经营与管理、公共文化项目的社会化生产、公益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并健全现代文化赞助、文化捐赠模式，创造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4）功能转型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着力方向。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要实现功能转型，从传统的、单个的、分散的、隔离的单向式空间转变为现代的、综合的、集聚的、交融的互动式空间，以满足不同群体差异性个性化的文化需求。（5）民众参与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根本动力。政府要重视培育乡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让农村土生土长的文化发展壮大起来，实现由政府“送文化”向“种文化”的根本转变，逐步将重点转向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鼓励群众自发参与到活动中来，让群众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角。